她的人生只剩下一个信条，那便是逃离自己所处的环境

希腊

轮子的发明显然是慕斯的灵感主题之一，但希腊并不在发明国之列。不过这儿并不缺满地跑的轮子，慕斯对希腊的迷恋是否源自于此就不为人知了。不论理由是什么，在慕斯心中，希腊一直蒙着神秘的面纱，从十岁起，这个地方就在她的脑海里萦绕不去。

我存在，就是为了最终能够逃离到希腊而努力的。我会烘焙巴克拉瓦果仁蜜饼，配茴香烈酒喝[1]；我还会阅读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希腊的旅行书籍，描述希腊人的小说以及希腊戏剧；除了用作写作内容，平时谈起希腊来我更是呶呶不休。我搭设好前往那里的舞台（夸张的希腊比喻），做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接着“砰”地一声，愿望就成真了。当我看见眼前的“希腊游轮”选项时，丝毫没有怀疑过自己一定能去成，信心满满地觉得自己不久之后便会躺在蔚蓝大海和晶莹沙滩的交界处裸晒。

是积极的心理暗示起作用了吗？还是因为众仙女暗中相助？是否有些遥远的文明，如同我们在培养皿中培养青霉素一样地在控制着我们？也许这更高一层的意识存在对于我们，如同我们对于单细胞生物体一样，会试图滋养那些积极主动、能够维系生命的个体，同时阻碍剩余同类的存活之路。这股意识有时能够抑制我们的生长，却无法完全掌控，人类与癌症的关系也处于同一境地。会有这样的实体存在吗？我禁不住再次发问：会不会存在的上帝不止一个，而是集体的众神？一批高阶权力拥有者？兴许希腊人的信仰并非无稽之谈。我的内在本质具有希腊属性。前世的我必然曾经在希腊度过了一生，一定是以阿里斯托芬的身份在那里生活；以我的性格，也会写出《青蛙》这样的作品。无论经历几世轮回，一个人叛逆不敬的个性是不会丢失的。

其实，慕斯在上《白日梦》节目大约一年之前，曾经在芝加哥近乎决绝地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现在坐在这里打字，可意念早已漂到了爱琴海。我必然会到达那里，一定会，要不了多久。我与自己这样约定：在二十五岁生日来临时，我要么已经开始制作起自己的音乐剧，要么就在去希腊的路上……要么是在做其他事情。[2]

在慕斯离二十五岁生日还差两个月的时候，她赢得了希腊游轮大奖。

从我和图丝黛踏上飞机的那刻起，冒险就已经拉开帷幕。几秒之后，就有一位带有严重体味的希腊空乘向我们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希腊王子”。

他说是就是吧。

他说稍后会给我们送一个惊喜，不久便带着一瓶未开封的苏格兰威士忌回来了。我最讨厌苏格兰威士忌了，况且他带来的还不是那种飞机上的可爱迷你小瓶装，而是750毫升用瓦楞纸包着的那种。

“你从哪儿搞的？”图丝黛忍不住问道。

“快藏起来！”他命令道——我估计所有王子都习惯了别人对他们唯命是从吧，“等开始播放电影我就回来找你们一起喝。”我可真是迫不及待，他没搽身体除臭剂的浓重体味实在是令人窒息。

他走开的间当，不让周围所有男生都献媚流口水就不甘心的图丝黛已经和后座的帅气希腊男生聊得火热了。为了成人之美，我和那个男孩换了座位，顺势和一对丹麦夫妇聊起天来。想起自己正在度假，并且在这世上无牵无挂，便兴致勃勃地让周围乘客也一起来上几口威士忌。等到那王子回来时，看见图丝黛正和别人聊天调情，气得从希腊小伙儿手里一把抓过已经半空的酒瓶，沿着过道大步离开了。当时我就想，这是不是预示着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到达雅典的那个下午天气干爽怡人，空气虽然干燥，摩挲在皮肤上却软软的。而阳光也仿佛在哄骗着黑色素浮现到皮肤表面，形成性感的古铜色。舒适的日光，希腊式的闲聊声，以及我终于活生生站在希腊土地的事实，都让我目眩神迷。我浸没在达成了内心欲望（至少其中一个）的感觉中。我和图丝黛打车到了奥蒙尼亚广场，在一家廉价但还不至于太邋遢的酒店入住，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醒来后，图丝黛还在睡，最后一缕阳光洒在她黄铁矿色的发梢上。每次到达一个新地方，我都爱独自出门探索一番，尤其是在黄昏时分，因为那时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急切的欲望，一种在黑暗降临之前要完成一些事情的熙熙攘攘。如果将一天的时间比作一年，那么黄昏就是冬日里骤然返暖的小阳春。这二者都带有一种琥珀色光晕，在大楼和树木的空隙间穿插洒下。那情景如同在海上暴风雨来临之前加固船舱，如同女人们呼喊着孩子回家吃饭，如同男人在抬腿离开和朋友相聚的小酒馆之前再喝最后一杯茴香酒。这是一天中快乐气息最浓厚的时分，大部分艰难的工作已经完成，晚餐近在眼前，日子就这么慵懒且诗意地渐渐盈满起来。

我买了一双便宜的布鞋用来走路，还买了些明信片和邮票。我的购买欲要大于拥有那些物品的欲望，更确切地说，其实我只是想试试使用希腊钱币的感觉。

不管多么热爱希腊，我还是不得不说，雅典这个城市实在丑陋。所有的楼房都涂成了不同色度的暗褐色，交通拥挤不堪，绿化程度又不足。不过它却又有自己特殊的步调和节奏，以及我所缺失的坚持。希腊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我回到酒店叫醒图丝黛，然后一起出门吃晚饭。我们在遍布街头的希腊式咖啡馆里选了一家，点了简餐：沙拉，面包，希腊橄榄，还有松香味葡萄酒。整顿饭的过程中，不停有人偷瞄我们。但不是那种恐怖或侮辱性地紧盯，更多地是出于好奇。我觉得图丝黛的头发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因素，不过也有可能是她的酥胸。（她的双峰总是不自觉地互相竞争，对男性来说犹如磁铁一般。）

希腊是一个很男性化的国家。公开场合见到的女性通常都较为年老，通身着黑色，或是在路边等候，或是手握拐杖跟在驴子的后面，或是在晾晒洗过的衣物。在这些岛屿上，目之所及的唯一年轻女性就是游客。尽管男性如此占主导地位，但我一刻都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危。强奸更是完全不存在的事情。（不过我在科孚岛时，确实有过一次令人紧张的经历。我的小摩托车没油了，一个大块头男人提出要给我一升。当时加油站正闹罢工，而我离附近的任何一座城镇都还有好几公里。他兴冲冲地把我领到他那磨损不堪的老旧汽车旁，一路还轻拍着安慰我，到了便开始用虹吸管给我的摩托输油。可正当我试图给摩托点火时，他却双膝着地开始亲吻我的大腿。即便后来摩托启动了，我在他的院子里边骑边躲闪着山羊，他也大步跑在我的一侧，摩挲着我的大腿，还用希腊语对我喊些甜言蜜语。）

在游轮正式起航之前，我和图丝黛还要在雅典待几天，于是我便提议租一辆车，可她却觉得我疯了。

“你难道没看到当地人开车的样子吗？”

“我们可是住在洛杉矶的人，在这儿权当练手了。”

我们最终决定开车前往科林斯。那里比德尔菲要近些，而这两处是希腊大陆上除了雅典以外我唯一听说过的地方。（我的决定总是基于这样的理性认知。）可摊上我们倒霉，当时正值某个希腊假日，人人都选择了从南边出城的唯一道路（也就是我们所去的方向），所以在消磨了好几个小时后，我们看到的仍然只是些瘦不拉几的树，贫瘠的岩石块儿，还有前后拥堵的车流。不过等真的到了科林斯，还是挺有意思的。这里最奇妙的一个特点，也算是整个希腊的共性，就是随处可见大量雕刻过的碎石。只要一低头，就会发现自己竟然一直踏着破败雕塑的残骸在走路。这样说起来似乎有些亵渎，就仿佛是在将历史踩在脚下。

我们在科林斯的废墟间悠闲地游荡着，没多久就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导游，名叫克里斯多斯。（若你想试图找到一个姓名不在克里斯多斯、斯特拉多斯、迪米特里，以及尼克斯的范围内的希腊男性，一定会徒劳一场。）他人挺好，不过好像对我有意思。其实那些男人都围绕着图丝黛转时，我更自在些。导游男坚持要开我的车带我们转。（他的车坏了，原因却一直没说。）他说在希腊开车难度很高，我表示不同意。

“只要遵循简单的规则就可以：谨记要开在白线上，想要换道也不用向后看，甚至不用打信号灯，仅仅是鸣几次笛，踩下油门就可以走了，能有多难？”

他要拿我的车钥匙，作为一个顺从的女生，我也就同意了。我已经不记得当时他带我们去了哪里，所以肯定不是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某个菜单上有油腻希腊点心（芝士派）的沙滩小咖啡馆。他是想在所有朋友面前炫耀自己身边跟着的美国女孩，这能怪他吗？结果甩掉他可比找到他难度大多了，尤其是我还把我们所住酒店的名字透露给他了。

我们回到雅典恢复元气，对那个新朋友的连环催命来电置若罔闻，又出门去了普拉卡。普拉卡是一条山脚下的由开放集市组成的街道，并且顺着山坡略微向上。沿路布满餐馆、酒吧和小商店，虽然风格都是为了讨好游客而设计，却也不乏可爱。由于还处于五月，并没有多少游客聚集。

一家提供免费酒品的酒吧把我们给吸引了进去，室内氛围迷乱诱惑，灯红酒绿，坐在里面喝酒的男人也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待了不久便离开了。不过这是在我们给大家讲了自己赢得希腊游轮之旅的故事之后，而且跟他们学了如何用希腊语叙述这件事。有个男人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写下来，我就把自己的小日记本递过去了。他写完之后还勒令我们练习了几遍。我们还是太单纯了，对他们嘴角露出的笑意完全没有起疑。直到第二天，我们客客气气地把那句话递给银行的出纳员看，她的脸却瞬间绯红一片，结结巴巴地拒绝告诉我们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我一下就感觉到了气氛中的失态和尴尬，果不其然，上面写的内容跟游轮或者电视节目毫不相关。我们始终也没搞清那句话的意思，不过我觉得几个灵活巧妙的美国俚语也能催生相同的情绪。

我们进的下一家酒吧就高雅精致多了。就在这儿，有位著名的希腊足球运动员（对于希腊人来说的“著名”；后来我在一本挂历上又看见了他的照片）对我一见钟情（至少是想跟我共度些时光），并派他的翻译兼朋友斯派洛斯过来搭讪。不过我跟翻译聊天的时间远远多于跟那个运动员，因为总有粉丝冲上来要求跟他合影（再加上他几乎不会说英语）。同时在场的还有他的另一位朋友斯特拉多斯，他们一致决定要带我们去一家更高端的酒吧。

下了楼梯穿过一扇破败的小门就到了。不过一进门就能明显感觉到，这里的每个人穿着装扮都时髦别致。我想点茴香酒，结果翻译男鄙夷地白了我一眼，告诉我这儿没有那种酒，于是我只好点了一杯金汤力。运动明星尼克斯并没有邀请我们跳舞，反而建议我和图丝黛两人一起跳一曲。虽然这要求有点古怪，但我可是来者不拒。之后坐下来聊天时，我注意到图丝黛又耍起了她惯常的把戏——边抛媚眼边撩弄着尼克斯的膝盖。我在内心做了个耸肩的动作，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激烈的讨论之后（若只看表面，他们似乎在吵架，不过这确实是希腊人讨论事情的风格），这几个男人决定要去斯特拉多斯的海边别墅。于是我们硬是把自己塞进尼克斯的跑车里。我趁机挤到前排尼克斯和斯派洛斯中间，他们则试图说服图丝黛一个人坐在后排。（斯特拉多斯自己有车。）不消说，图丝黛可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安排。她使了一计，在最后时刻跳进了斯特拉多斯的车里。尼克斯气得不轻，因为他想让所有美国妞儿都坐在他车里。图丝黛把欲擒故纵这一招玩儿得炉火纯青，甚至达到了颇有研究的地步……也许可以和化学的精确度媲美。

在那段荒无人烟的希腊公路上一路飞驰时，两侧风景如同加速的火车飞速闪过，而尼克斯和斯特拉多斯透过车窗你来我往的希腊式谩骂一刻都不消停。月亮是唯一的光源。那段经历虽然吓人，却使人精神焕发，迷醉不已，禁不住想要双手齐上，将其抓紧。其实那算不上是我人生中最欢乐的体验——我甚至都不确定当时自己是否觉得快乐——但我深知，那样的经历不会再有。

每个瞬间都如同雪花一样各不相同，因此在我眼里都沾染着凄美的意味。每逢此种情境，我便感到人生在我的眼前抽丝剥茧，仿佛一件从我穿上那一刻就开始慢慢脱线的毛衣，我却无力阻止。经历的瞬间越是激越，脱线的速度也越快。

突然间，我记起了《月亮纺工》（TheMonn-Spinners）[3]的故事，一部海莉·米尔斯[4]主演的迪士尼电影。十岁那年，我便被这个故事给迷住了，从此对希腊心怀向往。

“你知道那个传说吗，月亮纺工？”我转头问翻译斯派洛斯，“三个女人一刻不停地编织月亮，直到满月的瞬间又立刻拆掉重头再来的那个故事？”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三个身着黑色衣服的希腊女人旋转纺轮的画面，一缕纤细冰凉的白色月光向着天空的方向飞旋。

斯派洛斯盯着我，仿佛在看着一个典型的无知美国游客。

“根本就没有这种传说。”他转头和尼克斯讨论起来，期间尼克斯咕哝了几声，最后斯派洛斯坚定地回答我：“没有，绝对没有。你是在美国听说的？”

“电影《月亮纺工》里是这样说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美国传说。”他轻蔑地耸了下肩。

我将头探出窗外，目光顺着树木飞逝的方向沿路飘去，在地平线上搜索一缕还未被纺织起来的残余月光。我努力克制，不去相信未知领域中充斥的魔法、传说，以及数不清的神秘玄虚，可我的内心、大脑、神经，还有脊柱，偏偏不让我完全弃置不信。我渴望着人类认知层次以外的东西，而魔法能使生活不再那么枯燥乏味。它让我的脑海充满绯红和金黄的色泽、呼扇着翅膀在毒蕈上停留的精灵、时间错位仪、魔法路灯，以及梦着别人的梦。童年时我读了许多魔法书，只有这样才能安然度过那段时光。到了后来，就算明知仙女和精灵不存在，我仍然可以选择相信。有时，相信能够让事情成真。

我们开进了一条长长的沙路，尽头是一座静默的房子在深蓝色天空下的剪影。斯特拉多斯的房子是典型的沙滩别墅，室内装潢简单，但有一个巨大的露台穿过树林伸向大海的方向。下车后我就快步向露台尽头走去，想要远离所有人。我需要重新夺回自己对希腊的感知，精心拿捏它留存在我脑海中的方式。我需要那种仿佛全世界只剩自己一人站在露台上的感觉，远眺大海和月亮，凝视双眸渴望已久的狡黠帅气的希腊亡魂，渴望他们能将我从被平庸男人填满的人生中拯救出去。几分钟之后，我突然发现斯特拉多斯——那个载着图丝黛逃走的男人，正隐藏在黑暗中，凝视着我和大海。他随意地倚在房子一角，带着希腊男人典型的满不在乎，甚至是有些傲慢的神情。出于礼貌和些许孤独感，我便开口和他搭讪。对话本身看似热闹，但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希腊这个国家和天气的，没准儿我也向他求证了月亮纺工那个传说。（只要我有了一个想法，便不会轻易放手。）就这样过了五到十分钟，我突然发现图丝黛、尼克斯和斯派洛斯一直没有出现，便向斯特拉多斯询问。他用希腊语嘟囔了几句，还做了个手势，仿佛在说他们都消失了。我想他应该是在说，就算搜寻也是徒劳无功。又过了几分钟，便有呻吟和急促的呼吸声传来。

不但搜寻属于徒劳，甚至为此而影响心情都是浪费精力。何必呢？仅仅因为图丝黛在和两个小时前刚认识的一个甚至两个希腊男人上床吗？对此我丝毫不羡慕，可仍然止不住失落的情绪。我内心感到这似乎是计划好的，也许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可这个想法太蠢了，也毫无可能性……有可能吗？即使是预谋，也算不上精明。不过，倘若我一早就把所有线索和每个人的个性都摊开展现给你，倘若我提供了一个公式——如果图丝黛和我同时在一家希腊酒吧里遇见了一个希腊足球明星和他的翻译和朋友，如果我们要一同驱车前往爱琴海边的一处空置别墅——这个结果你几乎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而我对环境的感知有些迟钝，对于拼凑线索也不是很在行，再加上身处异国，又没有图丝黛那样对男人的天生直觉。虽然斯特拉多斯比我更快搞清状况，但我还是看出了他的失望。毕竟图丝黛起初选择了坐他的车，他怎么猜得到，那只不过是图丝黛下的一步棋，用来煽动竞争的诱饵而已。

斯特拉多斯的表现还是很绅士的。我们都对屋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心照不宣，带着狡黠和妥协相视一笑。他试探着对我挑了挑眉毛，不过并没有进一步施压。他轻声发出一声邀约，不过由于我的置若罔闻而随风飘散了。我不想为了上床而上床，或是为了证明我真的经历过一场希腊冒险。如果冒险的含义仅仅是如此，那么我当初待在洛杉矶也是一样的。

我对图丝黛的恼怒还是一点一点地积聚起来。倒不是这件事本身有什么大不了，只不过这个结局实在太落俗套。有些女人认为自己就像空壳，一定需要用男人来填充，不论是抽象意义上还是肉体层面，对此类人我很容易感到厌倦。图丝黛在告诉你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之前，就会先告诉你自己在和谁约会，以及他们的床上功夫如何。

等到我的怒气累积到鄙视的程度时，我便往房间里走去。几分钟之前，斯特拉多斯看见尼克斯走出来，快步走向树丛间，影子渐渐被树影给遮蔽住，他便知道里面已经一切结束，便径直进了房间。那个夜晚最让我难忘的，是那片阴影和寂静，以及裹挟着我们的缕缕冰蓝色月光。

我刻意将脸上的表情都隐去，走过漆黑的房间。随后在粉刷得雪白的走廊里，我看见图丝黛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啜泣。我的怒气顿时就消散了。看到别人玩得开心而生气很容易，可当她们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最终受伤的时候，你就不忍心再加以惩罚了。在我不停小声地问她发生了什么时，尼克斯的身影突然在走廊里渐渐靠近。很显然这是在示意大家都得离开了，于是图丝黛更不肯张嘴跟我解释了。回程的一路上，大家都静默无语，我的脑海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第二天，我设法从图丝黛嘴里套出了事情的始末。她和尼克斯正打得火热时（她补充说自己当时兴奋极了），那个翻译突然走进了房间（也许是觉得有必要提供翻译服务？）。尼克斯和他发生了几句口角，随后便离开了。不过考虑到希腊人说话习惯性的强烈语气，没准他当时说的是“你上吧……”。也有可能斯派洛斯是在提醒尼克斯，自己为希腊足球运动员做翻译的一些附加条件，比如合同里规定的尼克斯勾搭上的每五个女人里就有一个属于他之类的。不管怎么说，图丝黛就那样被扔下和斯派洛斯独处一室，可后者却没有用正常的方式和她做爱，而是掏出老二在她的胸部自慰起来。（后来山姆的总结恰如其分：“你是说他射了图丝黛一胸？”山姆的词汇储备主要包含“射”这一类词，还带动词变位。）

斯派洛斯确实在射了图丝黛一胸之后离开了房间，而图丝黛只能一边咒骂希腊男人，一边擦拭自己的身体。

在一番讨论之后图丝黛暗示说，也许我才是最初吸引他们来搭讪的“好女孩儿”，而她自己则代表了“唾手可得的性体验”。也许确实如此，但我觉得这么一分析就让图丝黛完全卸掉了责任。比起失去一个男人的欢心，我更不能接受所有男人都会先和图丝黛来电的事实。也许我只是害怕，害怕自己并没有多么与众不同。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可对于某个甚至不和我说同一种语言的虚荣的足球运动员，我有什么可在乎的呢？真正刺痛我的，是硬生生摆在眼前的事实：女人之间很难成为朋友。

即便如此，还是要考虑到图丝黛毕竟是来自蒙大拿的博兹曼的事实，她在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后不免感到紧张。为了塑造世故精明的形象，并且增加诱惑性，她还改了名字，染了头发。也许这些行为改变了别人看待她的眼光，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她这个人。在希腊的时候，她一刻不停地炫耀着自己美国甜心的年轻特质。有时能带来绝佳的效果：在银行里都会有人给我们送玫瑰花，男人对我们更是趋之若鹜。后来我是这样回忆讲述的：“他们都以为图丝黛是玛丽莲·梦露，而我是梦露的朋友。”对当地人来说，图丝黛就像是洋娃娃，奶油泡芙，或是小妖精。可是她的种种小女生情态也会让别人产生威胁感，通常她还是故意为之。只有在其他女人群起而攻之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时，她简直就把美国文化中所有肤浅、廉价以及小女生的粉色特质全部集于一身。可她本人却和那些毫无关系……虽然她确实经常穿粉色，但那纯粹是为了搞笑。图丝黛性格复杂，她甚至有时会滑稽地模仿自己。

和图丝黛在一起可以很开心，因为她对一切事情都怀抱着蓬勃的兴趣（这点显而易见）。有一晚，在一家关了门的酒店大堂里，我们喝着酒，抽着土耳其雪茄，尽情地随音乐舞动，陪伴我们的还有四个年轻希腊男人，和经营那家酒店的希腊老爷爷。他不停地从藏在前台后面的迷你小吧台里拿酒出来，而我们则随着新浪潮风格的欧洲音乐忘我地舞动着，之后那音乐在我的脑海里循环了整整一年。

登上游轮的前一晚，我们步行丈量着雅典卫城遗址，一个来自加州谢尔曼橡树区[5]的男人不知何时自发地成了我们的旅伴，他语速很快，但颇有魅力。我们不觉得有必要回避他的热情，便默许了；他看上去有些孤独，而我们也立刻对本国同胞产生了亲切感。

我们三人沿着小路前行。那小路蜿蜒曲折，有时几乎要进入别人的家院，但又出人意料地拐向一边，将我们带到一排排热闹非凡的餐馆面前。餐馆外，遮凉篷上缠绕着一串串不透明的小灯泡，还有为仅有的几位游客而奋力舞蹈的男性希腊舞者。从卫城下来，我们坐在一段岩石墙面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种美国式的闲谈在其他情景下本会让人觉得生硬尴尬，可那时俯视着雅典的我们，内心仍然满盈着亲身来到希腊的喜悦，恐怕无法承受任何稍显严肃的话题。回去的路上，我们在一家热闹的餐馆里道了别，每个人都感觉到了离别时刻的迫近，如同作家对于段落结尾的预感一般。

要彻底离开美国是不可能的；不论到哪儿，周围的美国游客都会时刻提醒你这一点。至少在用来作为电视节目奖品的目的地国家是这样的。

身处异国，我就想和当地人共度时光。来到欧洲如果仍然和美国人打交道，还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待在家呢。我想要体验的是“真实的生活”，知道它真正含义的人并不多。他们大多数人需要确切的数量，带后院的房子，还有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并且认为那就是真实的生活。可其实并非如此，那只是存在而已。真实的生活除了包含存在，还要有适当的冒险，去收获未知的享受。生活是某种形式的赌博。真实的生活，不会出现在售卖墨西哥玉米卷形状的橡皮冰箱贴的韦斯特伍德[6]百货店里。要找到真正的生活，需要找到真实的人，需要旅行，和流浪汉聊天，需要学习手语，去跳方块舞，或者读书，玩乐器，参加裸体露营，以及其他一百万种能够让你本性流露的事物，让你不再活在别人目光的条条框框中，而是突然间挣脱过去的束缚，成为新鲜的自己。当有陌生人询问你的名字时，可以用“菲利西亚”“特雷弗”或是“斯考特”来作答，体会一下成为另一个人的感受。没准有陌生男人在酒吧跟你搭讪时，你已经用过这一招了。有一次，在梅林餐馆[7]吃饭时，有个烦人的出租车司机来套近乎，我便随口说自己叫“米奇”。他听成了“薇琪”，便信以为真。图丝黛从洗手间回来时，心不在焉地叫了我一声玛丽莎。那司机立即眉毛皱成一团，倾身过来问道：“你不是说自己叫薇琪吗？”

“薇琪，米奇，玛丽莎，都是我……我是独生女，可我妈本来想多生几个。”

我承认，在追寻真实生活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东西可能会超出预期。我经常对自己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遇见的人过度关心：他们曾经在我的人生中有所贡献，肯定了我的幽默感和对真理的追求；尽管他们可能当时喝得烂醉，却在游轮不停打左右满舷时，还在兴致勃勃的给我解释起“schmoozen（瞎扯淡）”这个概念。（我当时并不是装傻不知道这个词——只不过他们在试图解释这个词所包涵的微妙意味。）上面提到的这群人来自德国，而坦白说，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所接触到的德国人幽默感都不赖。这挺符合常理的。和我同一年代的德国人确实很需要经常大笑。

在希腊邂逅的德国玩具制造商

其中有两个玩具制造商——我只和其中一个有了点暧昧。史蒂芬和克劳斯是两个健壮快活的德国小伙儿，幽默感丰富，但都有点迟钝。我把他们统一叫做玩具制造商，可其实他俩各自拥有一家玩具公司，虽然互为竞争对手，关系却很融洽。

我们的相遇发生在游轮之旅的第三天。在帕特莫斯岛上度过二十分钟后集体回船时，克劳斯问我想不想一起喝杯咖啡。当然了，只要能逃离那些安排好的活动，做什么都行。每天早上，印有当天固定活动安排的单页会被送到房间，上面装饰着鲜艳的航海徽标，配上一句供学习的古色古香的希腊语，比如“多少钱？”。鉴于有过一次游轮经历，所以我知道这些活动安排，以及整艘船上其他平庸无奇的娱乐活动。更气人的一点是，房间里的马桶老是散架。早餐时有人半开玩笑似的提及这一点，我忍不住惊呼着打断他：“你的马桶也这样？”光看外观，那些马桶就像是用塑料组件自己动手组装起来的一样。零部件之间通过小型沟槽和孔洞进行榫卯式接合——不幸的是，它们无法完美贴合。每次方便之前，都得先把马桶重新拼装一次。这我倒还应付得来，可是游泳池永远没水这一点就不得不让我恼火了。唯一有水的那一次，后面的大烟囱竟突然喷吐出一片灰渣来，周围人的衣服都被烫出了小洞，甚至灼伤了皮肤。我肚脐眼上方以及双臂也都被灼伤了。

被激怒的我忍着疼痛去找那个高个子大骨架的活动负责人投诉，她同时还是那艘游轮的发言人。她自视为一船之母，所有乘客都是她的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每每到需要逗号的地方，她都会刻意停顿一下。她的嘴唇更像是另外的肢体，而非脸颊的一部分。我猜，也许她在吃完炸鸡之后，都不用补搽口红。我展示了自己被灼伤的部位，她发出了如同受惊母鸡一般的声音，肢体动作也显示出恰到好处的震惊。接着她又操着那不知是哪儿的古怪口音向我表明，一定会采取相关措施，而且，“噢，这种事情从来都没发生过，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抱歉。”

生性多疑的我又折回现场观察，在折叠躺椅的座位底部果然有许多被烫出来的小洞，游轮先前在其他航行中一定也发生过灰渣喷发的事情。不过在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情况下，又有什么资格抱怨或者期待能够得到公平处理呢？似乎船上没有一个人是付了全价的：从旅行社中介、纽约新闻俱乐部会员，到把游轮船票卖给电视节目的商人，以及用其他各种合法的欺骗手段得到票的人。甚至史蒂芬和克劳斯付的都不是全票。

我选择翘掉固定活动安排是明智的战略决策，因为它们比马桶和灼伤事件加在一起还要糟糕。“变装之夜”就是此种低能活动的典型代表。活动负责人告诉大家（她那大嘴唇翻翘着，声音竟然像丹·艾克罗伊德[8]在模仿茱莉亚·蔡尔德[9]似的），制作服装的材料现场都会有提供。所谓材料，不过是三大张褪色的绉纸，一条六岁儿童尺码的橘黑交错的芭蕾舞裙，一顶纸质王冠，三四条没有搭扣的腰带，以及一堆金粉不断剥落的蓝色星星装饰。但跟活动内容相比，大家出场时穿的衣服更是令人不忍直视。有人脑洞大开，用厕纸和番茄酱扮成个木乃伊就出现了，这种操作与我对欧洲厕纸的功能预测相差无几。还有几个男人穿着自己老婆的衣服进场（这总是能博得大家一笑），当然还有人用床罩被单将自己打扮成希腊人（这个创意在预料之中）。其实就是破烂展览会，但是现场参与者的情绪十分高涨——服装的质量越高，人们就越兴奋。

我和克劳斯深度剖析了这段婚姻，也顺带讨论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关系特点，以及如何合理地处理人际关系，这些方面我们的观点很相似。考虑到我一点德语都不会，而他的英语能力也有限，这样的谈话对我们来说颇具挑战。很多时候，我们使用的都是语法学校教授的基本句型，可这样也好，我们都得为自己的想法找出最简化的表达形式，而不是像母语者一样用习惯语轻率地定义，或提前想好证据来下论断；而是要把想法拆分成语言中最基本的组件，再用一年级的词汇来解释每个复杂的单词。

克劳斯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成年以后，他唯一读过不止一遍的书就是《圣经》），而我一直是无神论者，尽管如此，我们俩却发展出了一套相同的人生哲学，行为准则，以及对道德的质疑和相应解答。最奇怪的一点是，与常见情形不同，宗教从来都没有阻碍我们之间的交流，因为克劳斯从来不试图去感化他人信教。不知不觉地，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会一起度过。可习惯了所有男人都围着她打转的图丝黛却看不顺眼了，孤身一人的状态让她很不爽。不过我们并没有刻意孤立她……毕竟还有史蒂芬和来自智利的、在旅行社工作的米莉娅姆，更别提满船其余的人了，其中就包括一个帅气的以色列鼓手，图丝黛早就盯上他了[10]。就算如此，我的缺席以及我转移到克劳斯身上的注意力还是让她觉得不安。

从最一开始，克劳斯就明确告诉过我，他已经结婚，并且有两个女儿。和我“闲扯淡”是没什么大碍的，只不过我们不能逾越雷池。他还善意地进一步解释——如果和我发生了关系，他就无法直视自己的妻子了；性是他为妻子所保留的东西，这是对她无言的允诺。起初我很爽快地表示理解；我们俩人都轻松达成共识。再说，开始时他对我的兴趣要比我对他更浓厚些。虽然他人很好，但并不是我的类型。像许多德国男人一样，他块头很大。长得不赖，但算不上英俊。可他露齿而笑的时候，能让人立刻便喜欢上他。即使是多年以后的现在，想起他时我仍然会不自觉地微笑起来。不出意外地，心灵的契合使一股激情渐渐在我们中间滋生，而最初草率定下的忠诚协议，却在我们面前设下一道难关。我们闯过去了——虽然不算果决干脆，可我们还是坚守住了。在克劳斯狭小的舱房里，某个瞬间被欲望和灼热的呼吸所占据，几欲孤注一掷，但却有股纤细如缕的东西，不知是道德、正直，还是真理，扼制住了那份在渺小而迅速的行动中追寻永恒意义的热切。倒不是说我们当时的行为比发生关系要高尚多少，但那对克劳斯来说，是婚姻忠诚的基点。我尊重他，因此也必须接受他为自己设下的限制，不论这个想法是自我生成，还是上帝的旨意。我知道，如果真的迈出那一步，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形象会大打折扣，而那些所有关于人生哲学的讨论都会反过来证明我们是多么的虚伪。有一点是无需置疑：自我牺牲总是能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在激情达到高潮时，良好的自我感觉似乎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达到。那时，自我牺牲的念头往往都不会出现在脑海里。

在某次聊天中，我给克劳斯讲述了我母亲的事。我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她的形象，并且解释她行为中所具有的微妙性。（当然我得先给他解释“微妙”在英语中的含义。）我想要怨恨自己的母亲，可理智却不让我屈服于仇恨这样一种低级的情绪；假如我真那样做了，跟她也就没什么两样。（即便是现在写下这句话时，仍然有个尖细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就比你母亲优越？！”）所以我一直在试着原谅她，（“有什么可原谅的？”又是一句厉声责备。）试着去理解，她的人生一定也经历了许多不堪。我对克劳斯讲述了一件往事：有一次，母亲把我推倒在地，开始死命拉扯我的头发。我现在思绪有点混乱。她开始发疯时我身处哪里来着？我是不是站在……不，没错，我是在卧室里……当晚是我的音乐剧杀青派对，所以终于有机会放松下来。我制作的音乐剧反响很好，[11]也挣了些钱，一切终于落下帷幕。能彻底脱离压力真是令人愉悦，大家再也不会在你耳边吵闹着要解释或者理由，或是问你去哪里搞一个摩托车头盔作道具。

那是1980年的夏天，我和普鲁邓斯（和我一起开车去蒙大拿的朋友），还有表妹达琳，一起坐在卧室里抽大麻。当时我正开怀大笑着，那一切便开始了……

卧室门被我母亲猛地推开，我们仨立刻跳起身来。熟悉的恐惧感在我全身的血管中奔袭。她开口时的声音如同从地狱传来一般，低沉且充满指责。

“你们几个丫头以为自己现在在干嘛？知不知道？！”她的音调开始攀升，“我在外面张罗，累得要死，你们却躲在这里嗑药。我应该报警，你们这帮吸毒的崽子。我生了个瘾君子，现在她和淫荡的朋友一起吸毒——”她一把扯住达琳的胳膊，“还有同样堕落的表妹，都自以为能够在我的房子里为所欲为，对我指手画脚。达琳，你就是个贱人，再也别让我在这里看见你。亏我还收留你，供你上学，你报答的方式就是现在这样。你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将来你也只会随便跟男人上床，然后落得跟你现在一样悲惨的下场。还有你，普鲁邓斯——”普鲁邓斯这时已经在起身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她在哭。

“米倪恩太太，我很抱歉，我本该知道——”

“你给我闭嘴，普鲁邓斯！我可是被你欺骗了好一阵子。但你其实跟她们是一路货色，善于耍心机的婊子。滚出我家去！所有人都给我滚！”

此时，另一个房间的其他十五个客人已经意识到事态不对劲了。大家也知道八成该离开了，便纷纷放下手中的酒。我母亲又赶忙出来扮演和善有礼的女主人，和大家一一道别。

“很抱歉事情闹成这样，我想说的是，我并没有生你们任何一个人的气——”她猛地将头扭向我，用被另一个人格占据的地狱般的嗓音尖叫着继续，“是我那个贱人女儿的错！你们要怪就全怪她！”说完她又转过头去，在每个人快步走向门口时与其道别，“卡尔，真抱歉让你就这样离开，我想让你知道这里随时欢迎你——”紧接着又是一阵短暂的分裂，“——要不是因为那个婊子。”她又重新回头和卡尔握手。卡尔迅速地离开了。

她的矛头再次指向我：“玛丽莎，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搬出去。你最好什么都别落下，否则我见一个就扔一个。我的房子里不想看见任何你的垃圾。”

于是我开始试图在十分钟之内，打包过去二十二年里积攒下的所有东西，但明知绝大部分的东西我都带不走，只能祈求她在平静下来之前不要发现车库里写着我名字的纸盒。普鲁邓斯一直试图拥抱我，我说：“千万别，要是她看见有人对我好，只会火上浇油。我可不想她伤害到你。”只有十五岁的表妹特蕾莎在一旁不停抽泣，我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回房间去，关上门，像每次那样，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爱你，特蕾莎。”我迅速地抱了她一下，由于我们都没法停止哭泣，我只能把她给推回房间去。

[12]母亲将我培养成了大部分父母都会感到骄傲的孩子，却又因此而憎恨我。

“你以为自己可以骑到我头上来，觉得自己比父母强了不知多少倍！我们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供你上学，你就是这样感恩的！”说着她开始扇我耳光。我躲闪了一下，却被她推到在地，然后又将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乱扯起来。

“你觉得专科学校配不上你！！”（这一点一直是她的痛处。）[13]她把我压在地上，一阵拳头向我飞来，我只能蜷缩起身体试图保护自己。

“你个该死的骚货！”我尖叫起来。地板帮助我减弱了声音，可她还是听到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再次被我的话激怒，她开始变得力大无比。人们在情绪极度亢奋时肾上腺素飙升，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她变本加厉，更肆无忌惮地对我拳打脚踢，我想把她推开，可根本无望。当时旁边还有很多人，但所有人都定在原地不动。他们都被眼前所见惊到了。

在被无尽的恨意裹挟住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比的宁静，仿佛我是在梦境中，观看这出由别人上演的场景。我从来没有用“骚货”这个词骂过人，我还一直觉得这个词挺可爱的，暗含着朝气蓬勃，可我用在这里，其实是个诱饵。我知道辱骂只会进一步激怒她，而我本来并没有这样的打算。我也并不想憎恨她。我知道，她的某处潜意识里热切地希望我也失去理智，向她疯狂反击；她想逼疯我，我却不愿意上当。那一瞬间，世界的终极谜题摆在我的面前：一个拥有逻辑和理智的人在面对盲目而沸腾的怒火时会如何应对呢？我心知肚明，与她对打的行为会违背所有我曾经相信过的东西，产生报复之心也会让我沦落为和她一样的人，也就是失心疯。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我得做更成熟理智的那一方。幸运的是，在一切都太迟之前，父亲将她从我身上拉开了。

这个故事里还有无数个难以置信的不相关细节。在那之前我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准备作为礼物送给父母，感谢他们对我所有的支持。结果，母亲在我的房间里发现了那瓶酒之后，一口咬定是我在私藏偷喝。但酒瓶还是未开封的呢，我觉得不可理喻，辩解道：“我甚至都不喜欢苏格兰威士忌。”这点他们知道。他们俩多年来一直好这一口，我却总说这尝起来像是用来杀白蚁的药水。要是在外面多住一阵子，我恐怕就会忘记了——我的父母有一套与别人不同的判断标准。直到我被证明有罪之前，都不能算作清白。在我家，理性分析毫无立足之地。

同时，母亲还指责我让特蕾莎的朋友巴瓦希妮喝得烂醉，但其实完全是她本人的意愿。巴瓦希妮出生在美国，可她的父母来自印度。再过不久，她就要成为一场包办婚姻中的新娘，这一点极有可能就是她所有疯狂行为的诱因。那天的杀青派对上，巴瓦希妮在我们家露台上吐得到处都是。那晚她的父母出门了，原本她是要留宿我家的，可我爸妈气得当即开车把她带回去，扔在家门口，甚至都没看看她有没有安全进门。第二天，巴瓦希妮的母亲回到家时吓得脸色煞白，因为前门就那么大开着，仍然没有清醒过来的巴瓦希妮两腿张开躺在床上，裙子向上掀起盖过了头部。她母亲还以为发生了强奸案，便立刻报了警。苏醒过来的巴瓦希妮则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只不过是参加了一场很棒的派对。

那确实是一场很棒的派对。可现在，我却希望自己从来都没听说过音乐剧这个玩意儿，我希望自己在学习写作之前就折断了双臂。我的家庭教育促使我放弃、妥协，以及尝试甚至是我父母最憎恶的东西：毒品。一切你永远也无法达成的愿望，毒品能让它们在幻觉中实现。它还会带走你的欲望，将其抛到地球的另一边。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了默默服从。每次我迫切地想要些什么，总会被阻挠。我的父母总是不遵守自己许下的诺言，比如在让我们分担家务活后，却又宣布我们没资格拿零用钱。（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我都怒火中烧，只能在纸上画出他们俩的画像，再用铅笔猛戳来泄恨；我还会写咒语发愿让他们死去；在我认识的人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是自愿想去寄宿学校的。）久而久之，我意识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采取漠然态度，不被他们悬在我眼前作诱饵的胡萝卜给蒙蔽。他们可以强迫我做事情，却不能迫使我在乎。漠不关心是一项可以通过练习获得的技能，需要将所有的肌体功能关闭，或者至少让自己相信这一点。体会一切都向下坠落的感觉是令人放松的，离紧张性抑郁症只有一步之遥，却有一种后天习得的沾沾自喜，在体验死亡感觉的同时还能拥抱自由。

但是，这种冷漠是需要不断强化的，而远离家庭的一年大学生活已经让我把这份需要抛诸脑后。那天在母亲失心疯发作时，我本该一走了之，但那时我根本无法做出如此沉着镇定的决策。她对我的掌控具有催眠般的力量，抚养孩子就像是让他们自己所下的符咒下长大。那时的我就如同处于催眠状态，竟然开始耐心地聆听起她捏造出的对我的指责。此刻离她最初爆发已经过去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可她仍然不依不饶。我已经精疲力尽，泪水源源不断地顺着我的脸颊流下，她的破口大骂却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我真的累了，我只想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中长大而已。所有的童年记忆都如泉水般涌过来将我淹没。我想用泪水祭奠自己所有那些被歪曲、被误解、被当作出气筒的瞬间。我还记得母亲打我把尺子都打折了的那次；记得九岁那年她发脾气扯掉我的头发，却在第二天给我梳头时自言自语地问为什么我开始秃头时的情景；还记得她一把从父亲手里夺过方向盘，准备载着我们一同撞向高速路的水泥墙时的惊险。我还记得，她总是在座位下藏着一截电话维修工用的电缆，足有手指那么粗，时刻准备把不听话的我“揍成肉酱”。你若是问起，她一定矢口否认，可我的记忆已经带上了伤口。我母亲有心理学硕士的学位，所以她对我施加的心理折磨能做到深入骨髓。我的人生就那样开始慢慢干枯，我选择关闭感情阀门，因为它已经耗干了。

就在两个小时将近的时候，我终于崩溃了。我唯一记得的，就是自己一边绕着客厅飞速奔跑，一边用刺穿肺部一般的声音尖叫着。仿佛我已经脱离了自己的躯体一般。这时父亲一把抓住我，原地紧紧抱住我。我想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有这个了。母亲继续用嫌弃的口吻攻击我：“该死的丫头，你真是能哗众取宠。”我相信，那一刻我对她的憎恨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终于，母亲也觉得累了，便回房间休息。父亲也不考虑后果，就让我们逃离了那里。我和普鲁邓斯赶忙跑到街上，前往一英里半之外表妹达琳的公寓。我穿着自己最漂亮的一条裙子和一双网球鞋，用力拖着一个我尽全力塞满的笨重行李箱。我们费力而缓慢地前进着，动不动就得停下休息，没有起点，也没有目的地。我一门心思想着自己是在等待戈多。为什么总是在被父母赶出家门时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深刻内涵呢？

最终我们到了达琳的家，入睡时已是凌晨四点。普鲁邓斯第二天离开了，我和达琳就在泳池边放松了一天。那晚，我，达琳，特蕾莎（她以去朋友家为借口溜了出来），弟弟保罗，达琳的男朋友，还有他的几个堂兄妹在一起玩棋盘游戏《家庭问答》。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游戏的名称对于前一天发生的事是多大的讽刺。[14]

玩的时候我时常心惊肉跳，总觉得母亲会突然出现追杀我。结果证明，我的忧心并不是多余，只不过早了几个小时而已。第二天一早7：30，母亲就一个电话打过来，威胁说我要是再不去把剩下的东西拿走，她就全部毁掉。（她发现了我藏在车库的箱子。）说完她便决绝地挂断了电话。我一边急忙穿衣服，一边担心着我明知会发生的场景。不过还是比我预期中来得早——我的父母出现在达琳家的门前，勒令我们开门。达琳拒绝后，母亲尖叫着说要杀了她（在一个周日的早晨八点）。达琳便报了警。可他们在警察来之前就离开了，我一五一十地向警察汇报了所有细节：音乐剧，大麻，我的母亲，所有的所有。他们态度很友善地对我说：“我们只想帮你把东西给拿回来。”

“好的，不过千万别让我母亲看见你们，我先看看能不能在不把她惹毛的情况下取回东西。要是她看见警察，会立刻失控的。”

他们答应等在视线之外的地方不现身，除非她有暴力行为。我在还有半个街区的地方下了车，向父母的房子走去，按下了门铃。开门的是母亲，她的戾气似乎有所抑制。

“你是怎么来的？”她质问道。

“走路来的。”

“这么多东西你怎么拿？”看我陷入这样的困境是她最大的乐趣。

“拖到街上，然后搬回达琳的房子。”

她突然扇了我一个耳光。

“你这个该死的不知感恩的——”她又举起了手，这时警察已经冲到了我们面前。这下她彻底癫狂了。

“你报了警！你竟敢报警！”

“不是我。”

“那是谁？”

那个卷发的警员镇静地开口了：“我们只是想确保您女儿取到她的东西，然后就会离开。”

“别说她是我女儿！她才不是我女儿！她是个不知感恩的杂种！”

“我们只是想帮她拿东西。”

“你们知道她做了什么吗！你们应该把她关进牢里。你们根本不知道她做了什么！”警员们点了点头，可她却没注意到，“她当时在抽大麻！在我的房子里！快点，把她抓进监狱！！怎么还不动？！”到这时她尖利的嘶吼早已惊动了周围的邻居，大家纷纷走出门来。

“我们知道她做了什么，”那个卷发警察轻松地回复，“她都跟我们说了，我们现在只想帮她拿回属于她的东西。”

“她都跟你们说了？！”这回她的怒气真的达到了顶峰，因为此时局势开始向我这边倾倒。她本以为大麻这一点肯定能让我无法翻身。

“你们都抽大麻，是不是！！你们都吸毒，怪不得不愿意抓她。你们都是她那边的。”

另一个警察开口了：“我们哪边的都不是，女士，只不过是需要帮玛丽莎取回属于她的物品。”

“霍尔登，他们都嗑药了。我没必要跟嗑药的警察多费口舌，不是吗？！”当她注意到一旁观看的邻居时，又是一阵狂吼，“你们这帮该死的在看什么！滚回家里去！”

她稍稍恢复了镇静，开始跟警察诉苦：“你们不懂，你们没有这么不知感恩的孩子，我鞍前马后帮她完成音乐剧制作，所有请柬都是我寄出去的，没有我就不会有那么多观众。你们男人不会懂的。”她的嗓音里渗透着无以复加的厌恶之情，“你们不知道我都得面对什么。小木屋需要重新装修，洗碗机又坏了……”她就这样喋喋不休地倾诉着自己生活的每一点琐碎小事。我把前额靠在门廊柱子上，眼泪又涌了上来。心里想着，这下所有人都知道我母亲是个疯子了。

“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第二个警察回道，“我自己也有孩子。”

“你不知道！”她立刻火又上来了，（没人知道她所经历的苦难，）“你知道个屁！”

卷发警察又重复了一遍：“听着，我们只想确保您女儿可以拿走自己的东西；您现在是让开呢，还是逼我们去拿搜查证呢？”

父亲就是在这时插进来的，他一直在玄关的阴影里站着：“佐伊，就让玛丽莎取走东西，然后让他们都快点离开吧。我帮她开车送过去。”

母亲用饱含怨恨的眼神瞪了他一眼，气冲冲地走回卧室，甩手关上了门。

父亲见状向一旁挪了挪地方，好让我进去。我什么都没对他说。他挺悲哀的，从我记事起，他就总是充当被威吓的角色。每次和母亲发生争执，他必定会说：“我什么都不是，佐伊，我就是个杂种，根本配不上你。”

母亲也会回应：“好吧，这句话你算是说对了。”然后像个虐待狂般发出一阵嘲笑声。

他们吵架只有一种模式，但隔三差五就会上演一次。我母亲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而父亲却总是在哭泣。我从来没听说还有谁的父亲哭过。我知道，男人有哭泣的权利，只不过父亲的泪水让我感到恶心。我会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模仿他们接下来对话的唇形，借此嘲讽他们的争吵，因为我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会开始恳求母亲不要把他扫地出门。

“噢，佐伊，求你了，我不会再这么做了。我简直一无是处，求你别让我走，”说这话时他还会抽搐着发出呜咽声。

有时，他会沦落到必须离开的地步，可顶多是一天，从来没有过两天的情况。从某种扭曲、琐碎的意义上来说，他们需要彼此。但我的心理咨询师让我不要被父亲的被动给蒙蔽。很多时候，被动的一方才掌控着一切。他们熟稔哪些东西能够让狂躁的另一方失控，具体谁才是控制者其实很难判别。在我看来，我的父母像由两个相生相克的零部件构成的机器，彼此磨损，直至崩塌。

我整理东西的时候，警察和父亲就站在旁边看着。我正把箱子搬出车道时，母亲又突然出现了，毫无预警地将我的一个箱子从车道上给扔了出去。父亲赶忙上前拉住她，好说歹说地哄她进屋。等父亲回来时，他说要开车送我去达琳家。其实我宁愿坐警车，可他坚持要这么做。东西全部装上车以后，母亲再次适时地出现了：“你他妈到底在做什么？！”

“放轻松，佐伊，我只是帮她把这些东西送过去。她一个人要怎么弄呢？是你不想让她有任何东西留在家里的……”他的声音颤抖着，浸满恐惧。

“你要是离开。就别想再回来了。”

“别这样，佐伊。”

“你别再回来了。”她“砰”地一声关上门，上了锁。

警察一路护送我们到了达琳家，然后和父亲聊了一会儿，但我没心思听。显然，他们后来一起回到我父母的住处，准备建议我母亲去做心理咨询。哈！那些警察太不了解我母亲了。听说当时场面一度失控，父亲最后冲警察挥了拳头，差点被铐上带走。他们向警察保证会去做心理咨询，不过那仅仅是为了让警察签字，免除自己的牢狱之灾而已。母亲后来见的咨询师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他只是提了提他自己孩子的事情，母亲就破口大骂：“我才不想听你讲你该死的孩子！”医生只能让我父母离开了。

那段时期，我也经常去做心理咨询，还有提笔写作。后者对我帮助很大，什么时候都不例外，它能安慰人，它让我觉得在“我”之外，还有更多的我。文字记录是我的力场，我的秘密，我的魔法仙女环。我觉得受到了保护，不再需要浪费时间在“哭哭啼啼的人或是琐碎世俗的思维”上面。[15]

写作抑制了我在安静的地方放声大笑的冲动。它构成了我的时间轴，并对我的生活进行补给。我的记录能够让与我素未谋面的人通过平装书捕捉到我。

我尽力用最文学化的视角来感知自己的生活。酒精也是个好帮手：少许红酒便足以将我的思绪模糊，再平淡的生活也能使我目眩神迷。可是，为什么我仍然会感受到这股强烈的倾诉欲望呢？我想让世界通过我的双眼来自我审视。

我是踏步在最前沿的先锋，甚至我的思绪都走在我的前面。它们仅仅将我的躯体当做载体，毫不犹豫地超越了我。我既是墨水，笔，又是纸页。我的神经元被思绪以及凌驾于我之上的智能给操控着。但凡我停下来，不论是思考还是使用大脑，就立即如同有马刺鞭策我向前一般。思考不是我的职责，可一旦开始，便会阻碍思绪的流动。我必须“非思考”，才能保有想法。而承载这稍纵即逝却更高级思维的大脑，即“自我”，也因此变得更加睿智。我通过学习，变得精于此道。这是一种有协同效应的交换。为了最大化地思考，我必须去繁从简。思维需要自主掌舵，自行繁衍。和所有高级存在一样，繁衍是一件私事，我听其自然。

但在那之后，我便会感到眩晕，仿佛整个人被抽空，消耗殆尽，由内而外的厌腻。

思维可以沾染上很重的性欲，尤其在一个人除了思维一无所有时。不过，当你同时拥有性生活——真正的性愉悦时，思维甚至会更加热烈。我总在想，是否会有一个人，或者不止一个，能够理解，拥抱，支持我在心理层面进行的所有笨拙摸索？有谁会陶醉在纯粹的、毫无杂质的，甚至没有经受现实验证的思维状态里？谁在乎有没有验证过呢？至少我不在乎。验证只是随机采样，为了给现实填充进血肉，其实无论哪一种现实，都没有存在过。话虽如此，可我心里明白，验证虽然可鄙，却是一种必须。它能让所有人都被限定在方圆之中，但这恰恰是我不想要的。假如你询问一百个人某个词的含义，没人知道答案。要是提供了那个词的上下文，它的含义就已经融入其中，验证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语言的创造本来就是任意的，并且是为了辅助我们的目的而发明出来，那么在总体概念清晰的前提下，那个词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如果不是人们最初凭空造出投入使用的这些词，现在也就没有任何标准去评判一个词是否存在。

你要知道，这些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是印象派的思考者：整体的概念是有的，只不过有点模糊朦胧，动词放在名词前面或者干脆没有动词，然后连续六个串在一起。大部分人不懂得欣赏对于知识的描述，而只看重传授。倒不是说人们应该要欣赏我——能容忍我就足够了。我甚至可以允许他们对我怀有优越感。我需要标新立异的节奏，更有甚者，这节奏不是鼓点，而是吹得不怎么好的法国号。

我之所以自认为是印象派思考者，是因为我的大脑里有无数各不相同的二维房间：昏暗的密室，地窖，角落，裂缝，壁龛，凹孔和腔洞，盛放的都是神圣的思维。这些房间里充满了数字，理论，手工折纸，还有音乐剧；宗教，无神论，矛盾，以及困惑；蒙大拿和讽刺，鸡蛋和果酱；爱尔兰朋克摇滚，数字低音，还有五步抑扬格；我只有在嗑药之后才会进入的房间；能够产生艺术的房间；摆着大部头词典的房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还有氧气不足的房间，身处其中的我会变得急躁，因而自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意识到世界一直在旋转这一事实的人；充满自信的房间；浸满恐惧的房间；狭小的房间，更像是洞穴，就位于我颤抖不安所坐着的台阶下面；散发着我在书中偷读到的那种哥特神秘色彩的地牢；摆着酥烤布里芝士的交谊舞舞厅，里面还奔跑着波中猪，以及其他长着隐形手掌和四蹄的猪科动物；布满桑拿房和按摩浴缸的盖蒂博物馆；闪烁着霓虹灯的摩登房间，诗歌，架子鼓独奏，还有寿司在其间飞舞；布满昏暗光线的冥想空间，带着瑕疵的完美音调从中冒出；充斥着“［过］多的富余”的房间；感官刺激过剩的房间；大部分的房间都比我的脑袋要大，我大脑被从里到外翻转过来，成为了宇宙。

在一个特定的房间里，我与疯癫的母亲进行着旷日持久的争斗，我满怀犹疑和不情愿，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有时我不小心以俯冲的姿势进入，一个倒栽葱后四仰八叉地瘫在地板上，刚试图站起来却又被打趴。我的行为在她眼里真有那么糟糕吗？我从来也没搞清楚这一点。她抚养我们的方式就是为了让我们永远搞不清楚，永远也无法预测她是要殴打还是拥抱我们。

父亲一口咬定我吸毒成瘾，他说洛杉矶是滋生堕落的温床，还说我的心理咨询师正将我一步一步引向疯狂。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我已经成年，并且脱离了他们的掌控。

似乎离上一次被幽禁在这个房间已经很久了，我来回踱着步，盯着灰色的墙面，阅读着上面阴郁苍白的涂鸦，一脚踢飞地板上用过的卫生纸。和上次比什么变化都没有——那是什么时候？三月？至少我安然度过了三个月，才再次失足进入这里，嘴里残留着酒精气味，唇边黏着禁果的残渣，拖着肿胀的身体在这里目眩神迷，并再次成为受害者。又在墙上涂画着同样阴郁的字符，有时表达得很狡黠聪慧，但内容却是千篇一律。

我希望自己瞬间就能燃烧殆尽。不用经历走向死亡的过程，我只想达到死亡的状态。我曾试图自杀，割右手腕。可刀却不够锋利，那把刀是我从一个电视竞猜节目上顺手牵回来的。我整个的人生就像是一个讽刺格调的剧本。

我总是说，“大富翁”这个游戏里如果所有格子都是空白，就没什么意思了，可我突然想起，我从来也没喜欢过这个游戏。至少其中有个原因，就是每次都是保罗赢。（再看看他现在的生活……怪不得大家说一个人游戏玩得越好，生活就越糟糕。[16]）我向来对游戏不感冒，尤其是模仿生活场景的那种。直到最近我意欲割腕自杀时才发现，原来不爱玩游戏也没法保证我会有多热爱生活。自杀是一种仪式。况且我当时一点大麻都没有沾，因为它让我的嗓子疼痛不堪，我那时已经决定戒了。但大麻一直以来都是我用来逃避的绝缘空间，是最适合我的毁灭方式，因其需要一定的超然态度，需要遵循某种固定的模式，使用特定的工具。自杀也需要满足上述同样的条件。一个能够将刀扎入自己皮肤之下的人，必然心智上已经被毒害，只不过不是用外在的麻醉剂。此时的大脑能够激发出狂喜状态，以缓解自身感到的或者假想出来的疼痛。割腕的动作一旦开始，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由于已经彩排过一遍，如果我再次试图自杀，必然易如反掌。更确切地说，我并非想置自己于死地，而只是想感受做了这个决定后的内心状态。

做这个决定，多半是因为疲累。若生活继续如此艰难，我也没有兴趣再奉陪了。我承认，在心智上我还是个孩子。一件事如果没意思，我为什么要做呢？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人生哲学。我就是没法积攒起足够的活下去的热情，我从来也没学会因为早晨正常醒来、能够工作、有电视可看这种琐事而觉得感恩欣喜。同时，我也害怕这种模式过于强硬，以至于我的过去，无论是受制于基因还是环境，都在悄无声息地如同野葛藤蔓般缠绕着我的大脑。我拼命地抖动，撕扯，想要挣脱它的捆绑，却又开始渐渐怀疑到底值不值得。我开始怀疑，其实结局早已设定好，因为在三年半的心理咨询之后，我仍然没什么大的改善。我其实感觉到了，只不过我觉得那只是幻觉。那是我第一次试图自杀，对于如何脱离那样的思维束手无策。死亡动辄就喷涌上来。

我总是被一个萧瑟暗淡的画面纠缠着，是母亲正在走廊的衣橱前悲伤地收拾行李的景象。她准备离开，逃离除了两个孩子和一个丈夫以外没什么其他东西的生活。我看着她时她在流泪，浑身散发着挫败感；那时我五岁的大脑竭力想理解她的绝望，而现在带着三十一年间积累起来的智慧再回头看，我意识到在帕萨迪纳的那一瞬间，她接受了自己永恒地狱的命运。我们举家搬迁，不过地狱也寸步不离地跟了上来。当你将地狱印刻在了自己的潜意识中时，想要逃离便十分艰难。

我将自己的母亲描绘成了一个邪恶的角色，但这是因为她具有掌控我的能力。其实我未必比她好多少；她只不过是不满于自己的生活而已。我记得她给我讲过一件她童年时发生的事，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满屋子都是堂兄妹、叔叔婶婶，其中有个叔叔说自己可以把一杯水用回形针固定在墙上。

“噢，该死，我把回形针掉到地上了，”他不耐烦地说着，并且示意我的母亲，“嘿，过来捡一下。”

（“我连个名字都没有。”母亲讲到这里叹了口气。）

她毕恭毕敬地弯下腰去捡，这时，那个叔叔毫无预兆地就将水倒在了她头上。

和一群混蛋大人在一起，孩子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同样的情景换做另一个人，也许会打个马虎眼一带而过，或是对那叔叔顺势踢上一脚，可我母亲一声不吭地忍了下来，怒火却在内心扎了根。我相信，直至今天她还对水有莫名的执念。有次邻居拒绝把车从共享的停车道上开走，母亲便用橡胶水管喷了他，说让他“降降火”。另一次在旅行拖车露营地，她嫌旁边停的那辆拖车有噪音，端起水杯就砸了过去，结果却落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正在自家拖车前面的轿车里睡觉。然后我翻了个身，又叹了口气。我讨厌她这样怪异的行为，但又暗自庆幸她的火不是直接对我发的，被牵连泼了一身水，我甚至都没往心里去。惩罚远没有复仇来得更猛烈。姑妈在听我说了关于母亲和水的这个理论之后告诉我，母亲曾经亲口承认，自己仍然经常会做关于水的梦。这时，姑妈的女儿奥利芙愤愤不平地插了一句：“她有一次朝我扔了一杯饮料。”弟弟保罗也说过，母亲拿水管喷过他婚礼上的伴娘。（不过不是在婚礼现场；那场婚礼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发生。母亲觉得他年龄还不够大，便给所有宾客打电话取消了婚礼——那时保罗二十五岁。）根据保罗的回忆，母亲拿水管足足喷了那个伴娘一分钟。说实话，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任人喷那么久。我想这回那女孩总该学聪明了：当我母亲手里握着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水管时，千万不要靠近她。

和外婆一样，母亲也总是在纠正那些由逝世已久的人煽动而造成的错误。这件事本身是很难获得满足感的，只会让你的处境更悲惨。我感知到自己也有陷入这个怪圈的倾向，不过我比母亲要更勇敢些。对于厌恶的生活，我绝对无法接受，一定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我的人生要比她优越很多，只是我同时也在以凶猛的态势向湮没无闻坠落着。可这一次，我并没底气打赌。

我承认，从绝望中能够获得慰藉。就算一个人完全确定自己在做什么，仍然有可能向更容易的选择屈服，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在意识层面，我可以清晰地分析出自己行为背后的因果——童年经历是如何滋养了我自我惩罚的习惯，该怎么做才能停止自虐的倾向……不过我真的停下来了吗？要是像我这样思维清晰的人（尽管情绪偶尔会浑浊泥泞）都无法自我改变，那些在贫民窟，战争地带或是其他我无法想象的糟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又能有几成希望呢？假如他们对自己的存在形式都没有基本的意识，又怎能期待他们可以改变内在呢？虽然我对于自己的伪装和外在认知清晰，但我真的能促成内部蜕变吗？还是我会将血管震破，四散在体内，最终只在这纸页上留下随机的只言片语？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仅限于比较漠然的文学层面。我想，其实我还是应该关心一下的，如果我真的自杀成功，我的人生故事便比现在多了一些情节。为了一点名气而自杀……我得坦白，我也许真的傻到了这种程度。

“玛丽莎？”克劳斯的声音突然将我拉回现实。我轻轻地甩了甩头，刚才几乎都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我看着克劳斯，不觉伤感地皱起眉头。我该如何解释刚才脑海里掠过的一切呢？而我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总是需要其他人来给我做心理疏导吗？没错，不过也不仅如此。在讲述这些故事时，我和聆听的人都能够更好地理解很多事情。而且他们能窥探进一种完全未知的生活方式。我跟克劳斯解释说，如果我曾经伤害过别人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想试图掌控我，或是从我这里获取什么。我的母亲对我感到失望，也是因为她将自己的人格和个性强加于我，想要通过我来继续生活。在发现我抽大麻的瞬间她之所以会那么愤怒，并不是因为毒品本身——她自己就抽过（甚至有一次她在弟弟的袜子抽屉里发现一盎司大麻，后来又还给了他，还让他藏到别的地方）——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俩在整台音乐剧的制作过程中亲密无比：我完全依赖她的帮助；她举办了一个又一个的杀青派对，请柬一份份地邮递出去，甚至强迫父亲帮忙搭建舞台背景，还说服堂妹做舞台指导，一起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她便将自己视作我最为亲密的朋友——甚而将自己看作是我。但那一瞬间，我粉碎了她的幻想。

许多人都能够在我身上找到自己的投影：他们觉得我愚蠢，是因为觉得没有将事物理论化的必要；他们说我残忍，只不过是因为我不愿意被他们拥有；他们怪我引起伤害，却是他们自己给了我这样的权力。这本书其实是我对自己人生的一次辩白，将零碎不相关的情节编织串联起来，一个将所有我做过的事情组接成一个复杂蒙太奇镜头的平台，来证明我的存在，并且为我曾经鲜活的大脑生成逻辑和理性。我想要的并不比其他人多多少。

其实，对人尊重有礼丝毫不是一件痛苦的事，一旦开始，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要是这件事让我感到糟糕，八成我是不会做的。我承认，这么做是有回报的——那就是生活的实践性。但当你练习理性思考足够久时，它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并不需要每次都得到奖励。就像那些没有收到食物也仍然继续向前推动障碍物的老鼠一样，[17]我并不总是要求别人以善良回报我的善良。“拒绝报复”已经在我体内深深扎根了，我不愿自己成为别人行为的结果。追根究底，也跟自尊有关。

我只是想表明，我的哲学理念不带宗教色彩，不为了激人狂热，不是凯瑟琳·科尔曼[18]那类玩意；相反，它尤其注重实践可行性。它要求权衡利弊，分清因果，是一种数学。高等数学。

这就是慕斯在她短暂的生命中一直想要传播的主要理论：理性的算法，社会性代数，礼节性向量。她其实想说，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是一个系统……人权也不例外。

有了系统，我们才能够进行概念化，进行区分和模式认知。结构是理解，形式，以及承载内容的基础；因此，一切，实际上，都是数学。

她又一次引用“生命科学图书馆”《数学》分册的定义：

［数学］……能够应用在世界以及宇宙中的原因是……［它的］创造……就是为了适用于顺着逻辑可能想象出来的任一可能的世界和宇宙……［数学］延伸到了终极的深奥领域，以至于任何前提下的真理或非真理都不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一“是可以由前提正确地推出结论。”[19]

数学是空想的产物，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空想，由“如果……那么……”结构语句支撑。数学用有意义的标签在实体间建立一一对应的相关性，然后形成有意义的模式。但真正将意义投入应用的是我们。这就是数学。大自然只为我们提供了石头，而我们则用来计数，给了它们目的；其实那些是我们的目的。

有老派数学，新式数学，代数，微积分；还有拓扑学，物理学，逻辑学——这些都是数学的体现形式；有的数学被上升到很高地位，例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但另一方面，还有我定义的“高等数学”。由于我的理论适用对象是人类，因此该被列为最高等级。高等数学是个人尊严，是经得住分析的善良，具有宗教能够带来的所有益处，但是没有附加的罪责，地狱，虚假，教义，或是自负。

宗教的发明是为了让人们保持步调一致；陈词滥调更加频繁地被唱诵，“万福玛利亚”沦为不经思考的油腔滑调，仪式看上去也只是虚荣浮夸的陈设。我们必须摒弃那些武断的教义，必须重新记起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意义。

克劳斯仍然把《圣经》视作是现今最重要的一本书。也许在行为准则方面确实是，有些人觉得是非对错都被规定好的话，他们觉得更有安全感。但当那样一本书已经陈旧到当中的例子无法适用于现代的伦理道德时，我们要从哪儿寻求帮助呢？有谁会真的支持“不可觊觎邻居的妻子”这样的教条呢？尤其是如果那个邻居整天只知道喝啤酒看电视时，他的妻子可能需要获得一些外在的认可。遵循《圣经》就像是在一个借助卫星和导航计算机来旅行的世界中，仍然通过观察星星来定位一样：也许仍然能够穿越海洋，不过最终在哪儿靠岸以及航行时长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当我开始谈及伦理道德时，我往往有向危险边缘推动的趋向，也许是因为我还是更擅长讲笑话吧。（我的生命中，有趣比道德占的比重更大。）不过我一直都在努力做个好人，也许是为了取悦我的父母，即使他们完全算不上什么好榜样。原谅我刚才那一瞬间对宗教里善良教义的皈依，要是愿意，你可以从脑海里把它删除掉。我的答案真的不比任何一个人要多，只不过我自视如此，并且讲起来时喜欢长篇大论而已。

克劳斯也发现了，不过他就喜欢我这一点。我们互相的爱慕也基于这一共同点：我们都有很多的观点。随着分别时刻的临近，我们不放过每一个可以聊天的机会。当游轮到达伊斯坦布尔进行为期两天的游览时，我报名参加了针对德国人的短途观光队。我对图丝黛是这样解释的：“我觉得用另一种语言体验一个国家挺有意思的。”她当时对我抛下她这件事耿耿于怀，她生怕自己会被拐卖成为白人奴隶。听到我拒绝改变主意，她变得愈发怒不可遏。我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去，并保证克劳斯会把领队讲解时说的所有笑话都给翻译给我们听，但她对于不能控制我的想法这件事感到十分愤怒，不但一口回绝了我的邀约，还威胁说回洛杉矶之后要搬出我们合租的公寓。她本以为这能让我回心转意，可我干脆一了百了，回想起图丝黛在抵达伊斯坦布尔后在我们的舱房里大喊大叫的样子，就算真的被绑架了，她应该也有能力照顾好自己，说不定还会爱上白人奴隶的生活呢。

我想澄清的一点是，图丝黛并没有恶意，她只不过是在感受到异域文化对她的侵略性时，便照搬电视剧《我的孩子们》里那些过激行为来捍卫自己。她惯用的这些技巧已经成为了第二本能：尖酸刻薄的评价，对别人讲的笑话发出不得体的笑声，对于男人的持续追求，以及对于在她眼中算不上“酷”的人尖锐地贬低。图丝黛的某些特质让克劳斯很不舒服。他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他试着搜索一个恰当的词，“……错误的人。”他刚说完就皱起了眉头，对于自己模糊的描述以及直接的情绪表达不太满意。我本想试着解释说图丝黛是因为年轻没有安全感，但我又转念意识到，她是否会一直维持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状态呢，她是否会意识到自己曾经视若珍宝的活泼与诱人，在年华老去时将不复存在，并且在那一瞬间突然老去，突然丢失了灵魂？（长长的泡泡糖粉色的亚克力指甲如果出现在患有关节炎且长满皱纹的手上，怕是很不合适。）那些为了文化中肤浅的、转瞬即逝的价值而活着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自己身边剩下的只不过是几个墙上挂的陶艺小丑面具，碗橱里放的减肥药，以及多到数不清的迈克尔·杰克逊唱片。

我不想把图丝黛的形象塑造得有失偏颇。我想要完整地呈现她的人格，也列举出她积极的那一面来均衡一下。只不过，要是我现在真的这样做了，看上去未免像是以公平为名义的牵强尝试。而一个人写作并不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精准。

我最近还看见图丝黛了，她打电话约我吃晚饭。她总是给我打电话，但我从来不打给她。她总是语气兴奋地询问我的书进展怎样，我就含糊其辞地应答。若是她知道我在写作中对她做了哪些文学改编，必然永远不再和我说话。我怎么能如此两面派呢？我是应该现在伤害她还是留到以后？我应不应该把书里关于她的描述都去掉，而选择不真实地对待自己呢？或许对她不真实更好一些？这样一来，我岂非在指责自己是个骗子？若答案为否，那我又如何解释呢？

我没法解释。

我只想坦诚地呈现生活原貌，我没有隐藏自己的既得利益，对于图丝黛把肤浅的好莱坞价值观置于我们的真正友谊之上这件事，我也不愿掩饰自己的受伤。再见面时，我对她只有生疏的礼貌：虽然我努力展现出感兴趣的样子，无论是对她的现任男友，还是她穿的迷你撑裙（最新潮的那款），又或是她所在的喜剧团队正在为《花花公子》频道拍摄的短片，可实际上我一点都不想了解，一半源于嫉妒，一半源于恶心。我想要获得她的地位，却不想成为她。而我相信这两者必然是相辅相成的。

我带图丝黛一起去希腊，是因为她是我当时的闺蜜，不过“闺蜜”这个词直到真正的测试发生之前，都可以随意地使用。直到我来到世界的另一头，才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来到了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昏暗、扭曲的城市。形迹可疑的精瘦男人们在街道各处出没，在阴凉里蛰伏着。而女人则裹着长袍，被隔绝在室内。伊斯坦布尔是一个我魂牵梦萦想要再次拜访的地方，因为它与我去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因为希腊的气质轻快而率性，土耳其则朦胧而充满敬畏。伊斯坦布尔仍是一个令人惊艳的地方。

我们一行五人（两个德国玩具制造商，两个美国甜心，还有一个来自智利的旅行中介）等船一靠岸就下了船，一路散步到离码头几条街远的地方。当时只是自己闲逛（“伊斯坦布尔夜生活短途游”要在一个小时之后才开始，我们都报名了。图丝黛想劝我放弃的德国人观光短途游是在第二天。）我们几个决定在此之前先自己去见识一下“真实的”伊斯坦布尔，不过谁也没有料到，离船几步远后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派肮脏景象。那股黑暗和贫穷将我们瞬间淹没其中。后来，图丝黛说她看见了很多卖灯的小店：华美的水晶吊灯，煤气灯笼，以及一切所有能够点亮那丑恶黑暗的物品。街头四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士兵，缺失的自由让人感到窒息。我们试着继续往前走，看见道路尽头处的入口固定着两块交叉钉着的木板，以为这是代表正在施工的标志。街道上站着一排排驼背的、畸形的人，他们让人想起老鼠群，伪装得很好的那种，得看好几秒才能意识到到底数量有多少。当我们开始钻过交叉的木板时，其中一个男人发出一声尖利的咂舌声，立即止住了我们的步伐。从另一个男人蹩脚的德语中，克劳斯勉强听懂了意思：这是条妓女街，女人是不允许进入的。他们带着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们，我感觉到鸡皮疙瘩一粒一粒地蹦起来。在这不愉快的探索之后，我们都决定回到船上，等待“伊斯坦布尔观光夜”的到来，因为这个国家的陌生感让我们心惊胆战。

过了十分钟，在博物馆的另一个区域内，一个小男孩突然看见我，大叫了一声“玛丽萨”，转眼间所有的孩子都叫了起来：“玛丽萨，玛丽萨！”并且向我问起关于美国的问题。那些德国游客之前没看见孩子们和我聊天，但现在却看见他们一个个叫着我的名字，觉得惊奇无比。克劳斯露出了笑容，我也被感动了。这就是我旅行的原因，为了让陌生的孩子们在一座拥挤的博物馆里争先恐后地叫我，为了意识到即使是在一个令人压抑的国家，孩子们也仍然是孩子该有的样子，这个国家弥漫的严厉管控并没有遮蔽住他们天真的思维。不过，就在几秒钟后，我转过头便看见，稍微长几岁的孩子们踏着正步，用木棍当作枪支模拟着战争游戏。顿时，一阵寒意涌遍我全身，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不在年幼时进行开化和教养，时机很快便会错过，再想逐渐培养出能够确保人性的礼节就太迟了。像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地方让我开始怀疑，自己对于人权的幼稚信仰，在这样一个绝望和危险的世界中是否还有意义。

在世界上蔓延的并不是邪恶，千万不要这样认为。我不相信邪恶的存在，而以它真实的名字称呼它：恐惧。正是恐惧使人类诉诸战争，使富人执迷于财富，使压迫者极尽剥削之能事。若称之为邪恶，则似乎将其定性为不可改变之物；而恐惧则让我们看见了卸下伪装的罪魁，从而可以进一步思考对策。要想彻底解决还路途漫漫，但那一天终将到来。

也许你会说：“‘恐惧’这个答案太简单了。真正的原因一定比这更复杂。”

我同意它的复杂性，可是究其本源仍然是恐惧和不安全感，需要将真相强加于他人，才能借此相信那份捏造的真相。那些害怕“意义根本就是莫须有”的人会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来证明意义的存在。如果这都不是恐惧，我不知道什么才是。

正是这股不安全感让宗教团体挨家挨户地劝人皈依，也正是这股不安全感造就了各种风尚，迫使每个人都变得相同。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做决定也要以集体为单位，并以为这能够确保决定的正确性。可这样做唯一能确保的，就是让它变成现实而已。

共识理论

（需要借助手指头来帮助说明）

假如世界上只有五个人，其中四个相信杀戮的力量，而最后一个不相信，不久之后，世界上就不会留下相信任何东西的人了。假如只有一个相信杀戮而其余则不，那么第一个人就会被其他人关起来，所有人最终得以自然死亡。因此，杀戮这件事的绝对道德性质并不重要，因为它与人们到底想不想杀人也有关系。如果是出于本意，那么他们会想方设法地给它安上道德的名头。掌控生命的不是道德，而是共识。

克劳斯用德语叫我“布林德哈妮肯”，他说含义是“可爱的盲眼小鸡”。德国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即使是盲眼的小鸡有时也能够找到食物。”我想，他这样叫我是因为我在没有任何实质性指导（父母、宗教、女童子军，或者其他）的情况下，一路跌跌撞撞地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系统。通过反复试错的方法来生活很是艰难，真理和虚伪都需要靠自己来发现，偶尔还要勇敢地打入未知领域去探索。在这些领域中，能够帮助一个人前行的，不是上帝、酒精、心理学或其他任何东西，真正派上用场的，就是最原始的智慧（我将其视作高度进化了的本能反应）以及生存的欲望。一旦成功闯出来了，一幅清晰的图景便显现出来，有时甚至会落地生成一套人生哲学。这几乎就像是，一个人得先放弃视力，才能真正地看见。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有光，但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黑暗之中。我们盲目地运行，并且盲目地相信自己能够看得见。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当你在黑暗中挥舞地足够久时，就能够时不时地戳到一些东西。时不时地，我也能够找到一些食物。

正是从这里开始，慕斯·米倪恩的叙述散落成多个迥然不同的故事的凌乱结尾。她在食用巴西坚果陷入悲剧性的昏迷之前，正忙着把这些零散的回忆整理结集，不过现在她深陷那个暮光世界，连医生都觉得她回归的希望渺茫。我们试着通过她的写作，通过采访她的朋友和同事，拼凑出她生活的原貌，我们中的一些比其他人更加投入。要是她能够指导我们就好了，不过至少她的文字细腻地保留了她的个性。慕斯·米倪恩是这样用文字来蔑视死亡的：

要是你看不了改编拍成的电影，那就读这本书吧。

幸运的是，现在这本书终于可以供大家阅读。

[1]前者为地中海东部地区著名甜点，后者为希腊产的一种饭后酒。

[2]1982年4月10日慕斯写给朋友拉金·瑞的信。——莫蒂斯·威尔士按。

[3]玛丽·斯图尔特（MaryStewart）写的一本以希腊为背景的小说。——莫蒂斯·威尔士按。

[4]HayleyMills，英国女演员。

[5]洛杉矶市郊的一个街区。

[6]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在的地区。——包珍妮按。

[7]加州圣莫妮卡的一家餐馆。——莫蒂斯·威尔士按。

[8]DanAykroyd，加拿大喜剧演员、编剧，知名作品有《捉鬼特工队》等。

[9]JuliaChild（1912—2004），美国名厨，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

[10]慕斯外婆经常用的表达。——莫蒂斯·威尔士按。

[11]“慕斯”玛丽莎·米倪恩于1979年创作了音乐剧《生活是一场低成本音乐剧》。她召集了一群演员，自己同时兼任导演和主角，最终在她的家乡上演。——琼·卡斯利按。

[12]《萝丝出场》是音乐剧《吉普赛》（Gypsy）结尾倒数第二首歌，故事讲述了著名脱衣舞女吉普赛·萝丝·李的人生。吉普赛的母亲萝丝总是将女儿推上舞台表演，故事接近尾声时她才可悲地登上舞台，完成她一直以来间接通过女儿做的事情。——琼·卡斯利按。

[13]慕斯的父母都是专科学校的老师。——莫蒂斯·威尔士按。

[14]《家庭问答》（FamilyFeud）是一档电视游戏节目，两个家庭组队互相竞争，形式为在所给短语的空格部分填入一个词，这个词如果与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投票结果一致则获胜。例如，卡片上也许会给出“菜”这个短语，某一队里的姐姐回答“中国菜”，屏幕上同时对应展现全国75%的受访者第一反应也是“中国菜”，这时她的家人就会纷纷大声表示赞赏，“答得好，答得好”，并拍打她的背以示鼓励。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鼓励平庸的游戏。——琼·卡斯利按。

[15]在1982年秋天写给拉金·瑞的信中，慕斯这样写道：“引用了别人的话，并不代表你真的说过。”——莫蒂斯·威尔士按。

[16]保罗有些迷失自我。例如，他有一个数字“三”能够概括宇宙的理论：“你瞧，有零，正一，负一；正极，负极，零极；轻子，介子，重子；还有石头，剪刀，布——”“等等，保罗，”我插嘴道，“那只是个游戏。”“我知道，”他不耐烦地回答，“但是石头深爱着剪刀。”“不对，石头总是击败剪刀。”“不，剪刀让石头感觉到了自己的强壮有力，所以才会产生爱情，这也是人们结伴的原因。”——慕斯·米倪恩原注。

[17]间歇性奖励理论：每次推动障碍物都能够获得食物的老鼠会在第一次没有收到食物时就停止推动，但是只会间歇性收到食物的老鼠会持续推动，因为它们习惯了不会每次都有奖励，不过最终一定会有。——罗维斯基博士按。

[18]凯瑟琳·科尔曼是一个总是挂着笑容的布道者。——莫蒂斯·威尔士按。

[19]《数学》，作者是大卫·贝尔加米尼以及时代生活出版社的编辑们，1969年由时代生活出版社出版。——慕斯·米倪恩原注。